🌬陈独秀的二叔很有钱，可惜没有子嗣。他怕自己死后财产后继无人，所以派两个伙计去北京，想要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在北大当文科学长的陈独秀。可是没想到，陈独秀非但不要，还把伙计大骂了一顿。
1917年的北京，两个风尘仆仆的伙计穿过琉璃厂的古玩气息，抵达北大文科学长的办公室，他们手里捧着田契、房契、银票——这是一份足以让任何人动摇的巨额家产。
主人叫陈衍庶，晚清举人，曾任东北多地知州，在安徽、辽宁坐拥千亩良田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财主，而眼前这位月薪三百块大洋的文科学长，正是陈衍庶名正言顺的唯一继承人。
陈独秀的回答只有一句话——“我立志救国救民，绝不会贪图这份封建家产！”然后，他指着门，把两个伙计骂了出去。
一个本可富贵安稳的人，亲手斩断了与旧时代财富的羁绊，这事听起来不近人情，但放在陈独秀身上丝毫不奇怪。
他在北大任文科学长，月薪三百块大洋，听起来阔绰，但这笔钱他全投进了《新青年》的印刷与传播，对他来说，钱从来不是用来占有的，而是唤醒国人的弹药。
崇古斋古玩铺的掌柜多次请他去店里看看，陈独秀只回了一句：“铺子不是我开的。”这话听着怪，其实藏着逻辑：我若接手，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旧官僚体制的受益者。
最穷的时候，他只有一件汗衫，一天只能喝两顿稀粥，宁可饿肚子，也不愿被旧财富绑架，这不是迂腐，是近乎偏执的精神洁癖。
1915年，上海。
陈独秀把两个十几岁的孩子——陈延年和陈乔年——带到亚东图书馆，让他们寄宿，生存条件很残酷：白天打零工，饿了就啃大饼，渴了喝自来水，晚上去法语补习班，继母高君曼看到两个孩子瘦得皮包骨头，心疼得直掉眼泪，托老友潘赞化说情。
陈独秀的回复硬邦邦的：“妇人之仁，徒贼子弟，虽是善意，反生恶果。少年人生，叫他们自己闯！”
听起来冷血，但这正是陈独秀价值观的完整投射：他把儿子当成独立的个人，不玩“父父子子”那套传统游戏。
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延年和乔年长大后写信给父亲，抬头直接写“独秀同志”——在当时简直惊世骇俗。
陈延年牺牲前，给自己定了“六不原则”：不闲游、不看戏、不照相、不下馆子、不讲衣着、不作私交，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正是父亲理念的延续，最终，兄弟二人投身革命，慷慨赴死。
陈独秀用同样的标准对待自己和子女：拒绝依附，独立闯荡，哪怕头破血流。
1932年，他在上海被捕，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，章士钊亲自出庭辩护，试图以“三民主义信徒”的身份帮他脱罪，没想到陈独秀当场拍桌子：“我与三民主义毫无关系！”
他宁可用真实身份面对审判，也不愿借助虚伪的标签求生。
出狱后，生活比坐牢还苦，他带着小自己三十岁的妻子潘兰珍，沿长江逆流而上，最后落脚四川江津石墙院，吃的是粗米青菜，连药都买不起。
就是在这种绝境中，他依然在拒绝，陈立夫拿小学读本请他改几个字，开价五千块稿费，他拒绝了，张国焘送来国民党的资助，他拒绝了。
戴笠和胡宗南亲自登门，想请他给蒋介石面呈世界大势，他几句话就把人打发走了，钱分文不取，一个穷到喝稀粥的人却能拒绝送上门的大洋，这不是迂腐，是宗教式的底线坚守。
1942年5月27日，陈独秀在江津病逝，身边只有妻子潘兰珍和三子陈松年，棺材是朋友邓蟾秋、邓燮康叔侄出资购买的，丧事从简，连报纸都没登。
临终前，他留给潘兰珍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今后一切自主，生活务必自立。”
而他的全部遗产，是四个古瓷碗，拒绝万贯家财，不是愚昧，是革命者的风骨，舍弃富贵安稳不是冲动，是先行者的担当，陈独秀用一辈子去践行这个选择，这份决绝穿越百年，依然让人动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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